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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7年03月19號  多云轉晴 加入收藏 | 設為首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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楊光斌:中國道路的意義在哪兒?


中國道路

近年來,人們在研究中國經驗時經常碰到難題:一方面,中國取得的經濟成就世界公認;另一方面,一些人用西方理論來解讀并試圖預測中國未來,卻總是失敗;也有人用東亞威權模式來解釋中國,似乎也不盡如人意。他們都是用現有的理論去套析中國的實踐經驗,結果不成功。實際上,要破解這個難題,需要構建一套具有說服力的中國政治學理論體系,正確理解當前面臨的理論與實踐、民主與權威、多元社會與人民中心存在的張力。今天的文章,旨在解讀為什么要走中國道路,中國道路的意義在哪里。


不能用西方現有理論來解釋中國道路和經驗

改革開放以來,我國社會科學基本上是拿來主義,尤其是以美國為主,而我們自己的社會科學建設基本上是空白的。但是,社會科學雖然也有科學性,實際上主要是觀念學,是帶有意識形態色彩的。

這些觀念和意識形態都來自對特定國家、特定歷史的特定經驗的總結,說到底是一種地方性知識。在全球化過程中,這種地方性知識,因為西方的興起,就變成一個所謂的全球化知識,或者說是所謂的普世價值。

我們觀察問題觀察新經驗的角度和出發點,通常是用來自其他國家的理論。如果這個新的經驗與既有的理論完全不相符,在既有理論堅持者看來,這個新經驗大概就沒有生命力。

但是,芝加哥大學著名經濟學家、諾貝爾獎獲得者舒爾茨在研究世界經濟史時得出的結論很有意思。

他說,近三百年的經濟史,也就是從工業革命開始,很少有國家是按照主流的經濟學理論發展起來的。主流的經濟學理論就是幾個概念、幾個模型,是意識形態化的。其實所有理論背后都有大量的歷史條件、特殊情況,但是在建構理論的時候都被刻意地抹掉了,形成了一些抽象的概念和幾個教條的理論。因此,所有按照普世的或者主流理論去發展的國家或地區,很少有成功的。比如說二戰以后,南美和非洲一些國家按照當時主流理論去發展,用所謂的進口替代理論去發展,結果都沒發展起來,現在南美國家大多出現了中等收入陷阱;相反,當時東亞國家和地區,包括日本、韓國、臺灣,其發展模式是出口導向。

雖然這個模式從當時的主流理論來看是錯誤的,但是經過二十多年的發展證明,東亞不符合主流理論的發展模式是正確的,反而符合主流理論的南美模式卻失敗了。更有意思的現象是,臺灣在20世紀80年代之后完全按照當時的主流理論即新自由主義去做,結果出現了“逆發展”。

現在中國又出現了一個新的理論與經驗張力的問題。新的理論就是三十多年來流行的新自由主義,其核心是強調自由化、私有化、民主化,也就是政府盡量少發揮作用,這是新自由主義的基本教條。按照這個基本教條,國有企業毫無疑問是不應該存在的,因為在他們的經驗、在他們理論要素當中沒有國有企業這一塊。中國改革開放以來,雖然市場化滾滾向前,但是在市場化過程中我們一直實行的是混合所有制,其中包括了國有企業。政府的作用很強大,國有企業很強大,這些因素構成了一個強發展型國家。

如果說臺灣地區、韓國、日本是發展型的政府,則中國政府在市場經濟中可以叫強發展型國家、強發展型政府,這一模式在主流經濟學理論中是沒有的,于是他們就認為“中國錯了”。但是中國就是靠這個被認為是“錯了”的東西走到今天,成為世界第二,預計到2035年中國將全面超過美國。那么,是西方的理論錯了?還是中國的實踐錯了?恐怕是理論錯了,理論本身有問題,這是我們對理論與實踐張力的理解。中國亟需基于中國經驗的新經濟學原理。


中國經驗的普遍意義:以黨校和工業園區為例

中國這樣的發展有沒有普遍意義?我們做了一個統計,世界上大概65%左右的人口,實行所謂的自由主義民主,包括政治自由、經濟自由、社會自治等一套東西。其中做得好的,只有那些最早的發達國家,大約有15%,另外的50%都不盡如人意。中國人口占世界人口比重的大約20%,實行的是中國道路,其核心是民主集中制,經濟上是發展型國家。如果拿我們20%的人口和實行自由民主國家中50%的發展中國家比較,有幾個國家可以和中國相比?它們在治理的意義上沒有可比性。

所以說,中國模式適合20%的人口,自由主義適合15%的人口。雖然它們國家數量多,但人口總量沒有我們多。兩方面比較哪個更具有普遍性呢?很多國家如印度、印尼、巴基斯坦、孟加拉這些國家走自由民主的道路,人口都在一億以上,和中國有可比性,但是從治理來看,有的是無效治理,有的治理很差,與中國無法相提并論。

從人口意義上說,適用于20%世界人口的模式難道不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模式嗎?它是不是有普遍性?習近平總書記在世界政黨大會上說,我們不接受、不輸入別人的模式,也不輸出自己的模式。 但問題是別人非要學我們的模式怎么辦?中國模式的要素當然很多,比方英國《經濟學人》雜志有一個深度報道,談到政府的第四次革命。政府的第四次革命講的是什么?就是中國以黨校為核心的干部培訓系統,可以提高黨政干部的政策認識能力、政策執行能力。現在非洲一些國家的政黨在和我們的政黨交流后,開始創辦它們的黨校。

中國模式的另一個例子是工業園區。中國的工業園區說到底就是政府的作用,主要靠政府的力量建設而成。在一個方圓多少公里之內建一個工業園區,使得企業上中下游互相配套,大大節省了企業各種物流、采購成本。事實證明,這個制度在中國的發展中起了很大作用。以深圳的創新中心為例,背后最大的作用就政府這只手,它創建了人才工程、各種國家級實驗室、企業孵化器等,才有了深圳今天的創新成就和地位。

習近平總書記說,在中國,經濟具有政治意義,政治也有經濟意義,它們兩個渾然一體。這里中國模式對既有理論有一個重大挑戰,那就是如何計算政治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。 現有的經濟學理論注重生產要素、全要素,強調這些要素可以計算出經濟發展中土地、勞動力、科技的貢獻率等等;但是從來沒有一個計算,把政治作用的要素考慮進去,來衡量政治在經濟發展當中起什么作用。所以說,中國經驗給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提供了養料,可以創建新的政治經濟學。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存在一個最重要的挑戰,即如何計算出或者解釋出政治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,它的貢獻率是多少——如果能把這個計算出來,估計比一個兩個經濟學諾貝爾獎都厲害。

中國經驗對發展中國家以及對發達國家都具有普遍意義。毛澤東曾說過,資本主義搞了幾百年,如果我們不組織起來搞集體經濟,沒有國有經濟,根本沒法和西方競爭。

就以最近產生的中美貿易摩擦為例,有的學者按照西方經濟學原理說中國錯了,因為你是國有企業去競爭,人家是私人企業去競爭。但是,西方國家早期的時候是用槍炮去打開市場的,現在中國用國有企業去競爭,有人就受不了了,這是完全被理論蒙住了眼睛,枉顧世界經濟史、世界文明史。對后發國家而言,因落后被殖民,政治組織不起來,經濟組織不起來,如何去參與全球競爭?在全球經濟背景下要競爭,政治的組織力、國家的組織力量必不可少,這是繞不開的,否則的話分散的經濟狀態怎么可能和歐美成熟的資本主義去競爭?結果是只能被吞噬掉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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